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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“鼓励一胎、允许两胎、限制三胎”的意见。两会召开前夕，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，也谈到独生子女问题。去年的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呼吁警惕人口性别比失衡。
专家、学者们多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提出“允许两胎”的问题，有代表性的观点是: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已大为下降。它使中国正在成为老龄化社会、性别比失衡社会，也使中国的“人口红利”在2015年前后即将丧失。(新京报3月16日)
说句公道话，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口问题，30年前主张人口控制的专家、学者已经考虑到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因为写一本关于钱学森的小书，与当时的航天部副部长宋健接触较多。他和于景元先生合著的《人口控制论》送了我一本，还送过他与钱学森合著的《工程控制论》。记得宋健说过，当时我们党就计划生育发表的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，他是起草人之一。他特别谈到:一个(大的)政策的好坏，要经过时间的检验，可能要30年的时间。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，已经过了30年，今天回头来看，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、非常及时的。倘若没有人实行计划生育这30年，今天人们所谓的上学难、看病难、住房难、行路难诸多不便，就要变成难上加难。
不准备在这里做回顾历史、展望未来的宏大叙事，我只打算站在孩子的角度，再具体地说，就是“第二胎”孩子的角度，给主张“允许二胎”的专家、学者提几个小问题。你让我们“二胎”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中国资源太多、人口太少吗？这个前提似乎不存在。一人均的话，资源太少、人口太多的国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。老龄化社会并非中国所独有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，他们是用多生孩子来解决吗？多生一个是为了解决性别比例失衡吗？焉知多生之后性别比例或许会更加失衡呢。为了回到“养儿防老”的社会吗？假如我是“第二胎”，我最反对的就是为了保持“人口红利”的优势而把我生出来。凭什么我们生出来的目的是给人家当“人口红利”？今天的“人口红利”，几亿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者，有其历史的原因。我们其实是“世界农民工”，在给全世界享受物美价廉的“中国制造”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打工，这些人享受了中国的“人口红利”而毫无感恩之心、感激之情。我们自己的父辈要打工，还要生下我们来继续补充“人口红利”的队伍。这样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，“人口红利”永远也吃不完了，对吗？为什么不在吃尽“人口红利”时，改吃“知识红利”、“金融红利”？
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你生一胎也好，二胎也罢，不能生下来不管了，不要总为养活了多少孩子而沾沾自喜。你要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，负起子女享受正常人的生活，包括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的责任。这里有家庭必须承担的责任，也有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，国家比家庭还多一份安全和就业的责任。有多大的肚子吃多少饭，生儿育女也要量力而行。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负担不起自己的责任，就不要多生。宁愿少些，但要好些。否则，愧为人父母，愧对下一代。J01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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