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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别推广过劳死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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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京报网
www.bjd.com.cn 日期:2006-05-10 15:23
网络编辑 : 张书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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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新建，是江苏省新沂市的公安局副局长，不久前，他去世了。他是被累死的。他生命的最后五天，是“五一”黄金周，他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8小时。
江新建不是第一个累死的人，我想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此前，清华大学有两位风华正茂的教授“英年早逝”，画家陈逸飞的死据说也与“过度劳累”有关。再加均瑶集团的董事长王均瑶、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有全、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钟家栋、著名数学家张广厚、音乐家施光南，这些人，不是政府机关独当一面的社会栋梁，就是才学横溢的专家学者，要不就是企业界的中流砥柱，然而，他们又几乎都在50岁上下，在生命的黄金时期撒手人寰。
累死，在学术上被称为“过劳死”。长期以来，“过劳死”者被作为“榜样”和“典型”被树起来，人格得到赞美和宣扬。然而此刻我们更应该警惕。在我国，“过劳死”至今仍没有被列入职业病的范畴，更不用说具体的防范措施了。
尽管“过劳死”在各行各业愈演愈烈，可是，这几十年来，休假仍徘徊在双休日、黄金周这种制度上。诚如某政府官员所言，休假观念没有完全被接受，谁都不好意思或者有点害怕提出休假，怕领导和同事对自己有看法。于是，为了塑造自己蒋筑英、罗健夫式不怕累、不怕苦的形象，他们一个个又步了英雄的后尘。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？
有人曾撰文指出，学者被累死，是一种“学术制度”的异化。科研，本应是他们本质力量的“确证”，现在却变成了挤压、钳制他们主体的异己力量。“面对体制的大环境，知识分子就像一只小鸡，生不出蛋，免不了杀鸡取卵的命运。”一个公安局长累死在工作岗位上，尽管他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是伟大的，但我想，却并不值得推广和学习。他是不是也遭到了某种体制的异化呢？“被累死”虽然与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很大关系，但是，社会性根源则起着主导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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