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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兴将相，什九湖湘”“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。”这个说法由来已久，或许有些水分，但它跟晚清盛传的那句“中兴将相，什九湖湘”一样绝非故意夸张。晚清七十年间(1840—1911)，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，论质论量，江、浙、粤三地必须集合全力方可抗衡。数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杰，在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等多方面，成为近代中国的“火车头”。蔡元培曾在《论湖南的人才》一文中写道:“湖南人性质沉毅，守旧固然守得很凶，趋新也趋得很急。湖南人敢负责任。”诚然，在大批湖湘雄杰中，无论是守旧的“后卫”(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)、维新的“中场”(魏源、郭嵩焘、谭嗣同)，还是革命的“前锋”(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)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。若将他们组成一支“全明星足球队”，真可以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
还有一些说法也是耳熟能详的，比如:“湖南人流血不流泪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广东人革命，浙江人出钱，湖南人流血。”又比如:“中国有三个半人，两广人算一个，浙江人算一个，湖南人算一个，山东人算半个，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。”为赢得这些赞誉，湖南人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。
从整体上打量湖南人，我们有何观感？作为一个种群，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，由于气候潮湿、环境闭塞、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，湖南人并非得天独厚，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，筚路蓝缕。古人说: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、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，便在人和方面狠下功夫，他们抱成一团，结为一体，特重家乡观念，视老乡为兄弟姐妹。以前，湖南的帮会组织特别发达，哥老会、三合会之类的江湖堂口比比皆是，常年在外谋生的人多半要加入帮会，寻求保护，革命党人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因此湖南人袍哥习气较重，颇有点“义”字当头，虽万死而不辞的意思。湘军能征善战，敢扎硬寨，打死仗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清代之前，僻处蛮荒地带的湖南并不以出产人才著称，数得出的重量级人物仅有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、怀素和宋代大思想家周敦颐等寥寥数位。唐、宋两朝，迁客骚人在湖南盘桓者颇多，张说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杜甫、元结、柳宗元、秦观、辛弃疾，对湘地风气之开影响极大。从清朝至民国，湖南地面更是如同春天的向阳山坡上长蘑菇，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，政坛和军界的人才就不必一一枚举了，光是文艺、学术方面所出的人才就可以排成长队，王夫之、何绍基、王闿运、王先谦、欧阳中鹄、叶德辉、易培基、易顺鼎、齐白石、欧阳予倩、贺绿汀、沈从文、田汉、丁玲，哪一位拿出来不是大师和大匠？哪一位站出来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、扛大鼎的人物？
湘人的“霸蛮”和“灵动”
湖南人吃辣椒号称“天下第一”，其“辣”字诀的极端表现是:办大事快刀斩乱麻，作风极为凌厉；对敌方心狠手辣，不留丝毫余地。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，归纳起来，其特点至少有以下10个方面:
01、质朴，务实而不务虚；02、倔犟，又谓“霸蛮”，头撞南墙而不回；
03、傲岸，不拘细行琐德；04、吃苦耐劳，如同骡子负重行远；05、坚韧执著，屡败屡战，不胜不归，打脱牙齿和血吞；
06、刚健，勇于任事，锐意进取，敢为天下先；
07、自信，天降大任，舍我其谁，当仁不让；
08、好学，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，求知欲旺盛；
09、任侠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疾恶如仇，锄强扶弱；
10、特立独行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，喜欢别出心裁，标新立异。
近、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:“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。”这话大抵是不错的。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:“湖南人有特性，特性者为何？曰:好持其理之所自信，而行其心之所能安；势之顺逆，人之毁誉，不遑顾也。”喜欢干大事、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，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、某条道路，就会持之不疑，行之不悔，“一意干将去”(左宗棠语)。湖南人“霸蛮”而又“灵动”，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，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。此外，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、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，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湖南人建功、立业、扬名的心劲特别足，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。
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，林则徐、翁同龢、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袁世凯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“王牌”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或是师徒，或是盟友，或是同志，或是劲敌，或是仇雠。由当初“无湘不成军”到后来“无湘不成事”，从当初“蛮荒之地，人材鲜少”到后来“湖南人材半国中”，近、现代百余年间，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湘籍雄奇之士的高尚品德从晚清到民国，政界、军界、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，胸襟开阔，器识弘远，为人行事光明磊落。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，他在安徽巡抚(相当于省长)任上时，深感官场腐败，看出“子民”与“父母官”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，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“其于百姓则鱼肉也，百姓视之，亦虎狼也”(《陶文毅公年谱》)，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。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，彼此勾结，慎为掩护，不易彻查，体制上的漏洞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，陶澍治来治去，功效甚微，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:“要半文不值半文，莫道无人知者；办一事须了一事，如此心乃安然。”他决意做宦海清流，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。又比如“中兴第一名臣”曾国藩，他一生勤政好学，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无人能出其右，他终生以“血诚”二字待人处事，训弟教子，且主张持家勤俭，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，以使她们免于骄惰。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，他自比为黄牛，乐于负重行远，年近古稀，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，平定叛乱，收复疆土，他不顾高龄，坚持住在军营，与士卒同甘共苦。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，他不仅主张“军人不党主义”(即军人严守中立，不加入任何政党)，还特别关心民瘼，他任云南都督时，云、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，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。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，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。事后，他对大家说:“君等铸我像，享受荣名，在百年千年之后，若辈哀鸿，食此涓滴之赐，当可活命无算。彰人之功，不若拯人之命也。”这才是足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。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，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，执牛耳，充当火车头。
《敢为天下先》再现了二十五位湖湘英杰
知人而论世，论世而知人，谈何容易！《敢为天下先》共收入二十五位湖湘英杰，他们既是本书的骨架，也是本书的血肉和筋脉。我要特别声明，在本书中，地域概念其实无关紧要。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热土息息相关，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，在中国大擂台上，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。
中国近、现代史“放湖南人出一头地”，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，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，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。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:“为宪法流血，公真第一人！”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，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，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，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，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人，陈天华是中国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……。杨度在《湖南少年歌》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: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！”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，而是他代表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。我在本书中所抓的全是典型，这些超级“钻石”光芒十分耀眼，我们无法回避，也不应回避。(作者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相关图书信息由王府井新华书店提供)
图为《敢为天下先———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》，王开林著，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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